作为某铁路工程施工队的职员我被派来到了南方偏僻的，沟壑遍布，山峦起伏的工地上。工人们在陡峭的石壁上爆破取石，巨石向下滚落时几个人在四散躲闪，碎石机旁的水泥搅拌，往钢筋固定的桥墩里浇铸混凝土。我的简陋的小木屋被安置在工人的一排长屋的右边隅角，一株畸形的丝柏的卷叶拂过薄板盖就的屋顶发出许微响声。雨季更是给这里增加了无以复加的艰难，我坐在门边，把双脚靠在墙上，双耳灌满雨点敲击小屋的稠密的节奏，骤急而剧烈，雨水汇聚成的水流冲过房间，那双蓝拖鞋在水面上漂流着，轻轻地撞在墙上，不时相互磕碰，象在作亲切的交谈。入夜很深了，在暗淡的桔红色灯光下人影还在伴着机器的颤音忙碌着，黄色安全帽罩在头上看不见双眼。我有时就在这远光的照耀下，在那张好不容易才从五公里外的村子买来的老藤椅上进入恬静的睡乡。我写给远方的几个熟人的信全给雨水霉烂了。我不得不放弃与旧识的联系，没有他们我竟然活得很好，我的心开始感到了被释放的快乐，可见我已把它捆缚在他人或异物之上到了严酷的地步，它一直在默默地与令人窒息的压制作不为我所知的斗争。这就是证据：我不时望着高空中飞翔的鸟群发呆。一切开始模糊，生命中的，生命外的，可见的，不可见的，都因一再地模糊而愈显清晰。

                                                                                                2000年五月